【环球时报记者 任伊然】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山谷中，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青年埃鲁斯万迪和朱利安托尼配合中国演奏者的古筝琴声，拨动手中的印尼传统乐器卡林顶。这一幕被手机直播间同步播放给远在印尼的观众。与此同时，西双版纳乡村一幕幕充满生机的场景也通过直播间展现给屏幕另一边的印尼网友。
近日，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老挝、尼泊尔、泰国、东帝汶、越南7个国家的40名“全球南方”青年来到中国，深入探访云南西双版纳的曼峦站村及河边村。探访期间，他们通过镜头记录中国的乡村发展并感叹，同样一部手机，在中国一些“乡村CEO”手里，既能推销民宿客房、卖咖啡，又能直播茶园活动。这背后体现的是中国让村庄“活”起来的理念，也是这些外国青年在此次中国农业大学携手腾讯SSV发起的2026年“全球南方青年兴乡培育计划”中学到并希望带回自己祖国的宝贵经验。
与此同时，西双版纳州9月22日还举行了全球乡村转型高端学术对话，来自中外多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乡村转型展开交流。
从“卖原料”走向“卖产品”
当来自尼泊尔的拉梅什和胡玛得知，中国的松果不仅可以吃和用，还可以加工成工艺品时，不禁感叹“中国人真是脑子活、思路广”，“在尼泊尔，松果很常见，却乏人问津，如果我们能像中国一样对松果进行加工，应该能增加不少收益”。
在小糯玉米加工车间里，孟加拉国青年沙基勒参观了“用简单工艺让玉米保存一年”的办法，他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我们国家，农民种了很多玉米，但没有完全利用。只是晒干、碾碎、用于动物饲料。如果我们也学会了中国的这种加工工艺，或许就可以向全世界出口大量玉米了。”
沙基勒还注意到孟中两国农产品的价格差异。他说，在孟加拉国，10公斤菠萝蜜才卖几元人民币，而在西双版纳景洪市的市场里，他看到200克菠萝蜜干卖到20元。这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孟加拉国的情况，菠萝蜜是孟加拉国国果，但当地人并不擅长对其进行深加工。
“我国总理塔里克6月访华期间，与中方签署了菠萝蜜出口协议。”沙基勒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在家乡也从事菠萝蜜的种植管理和生产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对来自老挝琅勃拉邦的青年创业者马尼拉克来说，最吸引她的则是一块看似不起眼的棉布。她在家乡经营一家手工艺品店，产品以棉制品为主。她发现，河边村生产的棉布和自己家乡的产品虽然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这里织出来的布感觉更结实”，也有很多让她眼前一亮的新鲜样式。
参观过后，马尼拉克“脑子里冒出很多想法”：“回到琅勃拉邦后，我会通过这次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改进我的产品，让产品种类更丰富，棉和丝绸还可以做成手提包、耳环等手工艺品。”更让她感到惊喜的，是从中国农业大学老师那里学习到的网络营销模式，她希望在回国后运用这些知识拓展市场，并打造自己的品牌。
对这些外国青年而言，中国乡村带来的启发是从“一种产品怎么做”到“产品如何做出特色”。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河边村的乡村旅游模式带回韩国村庄，我认为会很有成效。”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教授韩道贤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道，河边村强调生态可持续发展，努力保护传统文化。韩道贤认为，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不仅是中国的榜样，也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范例。
印度尼西亚青年阿马里斯看到的则是更大的“协作系统”。他在印尼做品牌建设，也经营咖啡店。来到中国后，他看到了政府和大学如何通过教育、信息和技术影响乡村地区建设。他告诉记者，他真正想带回去的不是某一项知识或技术，而是各方力量如何携手进入乡村、共同协作解决问题的体系。
“乡村CEO”带来市场思维
在此次行程中，“乡村CEO”让老挝青年塔翁记住了中国乡村的另一面。塔翁告诉记者，老挝农村没有CEO，只有村长。他看见“乡村CEO”把村民、产业和市场连接起来，让乡村不只是接受项目帮助，更是开始“经营”自己，“这对我来说很新鲜，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模式，我们在老挝也应该做类似的事情”。
“乡村CEO”正式名称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是近年来的中国新职业之一，也是青年人投身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被称作“乡村CEO”的年轻人，通常带着市场经验、项目方法和一套不同于传统村庄运转逻辑的经营思维走进乡村，探索发展路径。
这一职业目前在中国持续火热。联合国粮食系统协调中心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沙昆塔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模式应该展示给更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国家，但它必须适应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自身文化。”
塔翁提到，他很想把“乡村CEO”模式带回老挝，但也意识到一些现实障碍：中国有政府、大学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支持，而老挝面临预算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挑战。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社会与经济自立局局长迪纳尔告诉记者，乡村赋权需要时间，改变村民的思维方式，让他们愿意跳出固有框架去思考，去尝试新鲜事物，不可能一蹴而就。
让更多年轻人留在乡村
对于许多乡村而言，能否让年轻人留下并投身发展事业，成为观察乡村转型成效的一个重要维度，河边村提供了一个观察这种变化的窗口。这个靠近中老边境的乡村在过去十年间没有出现持续性人口流失的现象，人口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介绍说，2015年以前，村里已经出现人口外出趋势，一些家庭甚至考虑搬到山下。不过，随着精准扶贫和乡村发展行动的推进，村庄逐渐发生变化。变化首先体现在村民的生活上。村民户均收入从2015年的2.1万元增长至2024年约8万元，生计结构也从过去以种植为主，逐步转向种植、养殖、经济作物和乡村旅游相结合。
乡村发展需要的并不只是外部资源进入村庄，更重要的是村民能否参与规划、共同决策，并与村庄的发展形成更紧密的联系。李小云表示，河边村发展的前景始终掌握在村民手中，村民才是“这个家园的主人”。
同时，李小云认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下，如果缺乏对乡村发展和转型的干预，就容易形成乡村贫困化、空心化。因此，需要更多年轻人留在乡村，在乡村创业，重新发现并挖掘乡村的价值。
国际农村社会学协会会长塞尔吉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中国乡村发展实践，反映的是基于本地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创新，因而能激发当地的发展活力。
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教授尼尔告诉记者，一个有生命力的乡村，其具体体现并不只是人口的快速增长，还应具备儿童、年轻人和老年人共同生活的形态，并且村庄还能够在粮食生产、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自我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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